在河北平山县的太行山麓，仅有百十来户的西柏坡村，是中国革命史册上永远闪光的坐标。1948年5月到1949年3月，这里是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：三大战役的电波从这里飞向全国战场，七届二中全会的宣言在这里为新中国奠基，“两个务必”的告诫从这里传遍全党，“新中国从这里走来”的传奇在这里书写。七十余年过去，西柏坡留下的不仅是革命旧址，更是一个个鲜活滚烫、跨越时空的红色故事，成为新时代党员干部锤炼党性、青年学子筑牢理想信念的生动教材。

在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的毛泽东同志，常常彻夜伏案工作，屋内煤油灯的灯光经常亮到东方泛白。即便工作再繁忙，他总抽时间到村外田边散步，一边查看庄稼长势，一边和老乡拉家常，问收成够不够吃、生活有没有难处。
1948年7月的一天，毛泽东看到稻田里的秧苗长得细弱，就蹲到田埂上和正在拔草的农民阎志亭聊了起来，得知当地种水稻都是直接播种，亩产只有二三百斤时，他主动说：“我的家乡也种水稻，都是先育苗后插秧，长得又粗又壮，一亩能打七八百斤，你明年可以试试。”怕老乡听不懂自己的湖南口音，他还站起身来，一边讲解一边亲手示范插秧的动作。事后阎志亭才知道，这个穿着打补丁的粗布军装、蹲在田边教自己种庄稼的人，就是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。
这个不起眼的小故事，藏着中国共产党“从群众中来、到群众中去”的根本密码：不管走得多远、地位多高，永远把群众的小事放在心上，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。今天机关干部下沉基层问需于民、高校学子深入乡村开展社会实践，正是这份群众路线的当代传承。

1948年，毛岸英在西柏坡附近参与土改工作，和刘思齐萌生了结婚的想法，当时刘思齐还差几个月才满18岁，身边的同志都觉得差不了多久，又是领袖的孩子，可以通融一下，康克清同志还主动帮着筹备结婚用品、腾出了新房。
但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坚决不同意，他专门找两个孩子谈心：“我们是共产党，不是封建朝代，规矩对所有人都适用，思齐还没到法定结婚年龄，再等几个月，等她满了18岁再结婚好不好？”即便康克清多次劝说，毛泽东也始终没有松口，他对毛岸英说：“正因为你是毛泽东的儿子，才更要守规矩，不能搞特殊。”
同样在西柏坡，主持土地改革工作的刘少奇同志，始终坚持进村入户调研，不接受任何特殊招待，和普通工作人员吃一样的粗粮、住一样的土坯房；他的夫人王光美同志，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在西柏坡参与工作，晚年更是投身救助贫困母亲的“幸福工程”，一辈子践行着“不搞特殊、为民服务”的承诺。这些故事是给所有党员干部的生动一课：越是手握权力，越要严以律己；越是身份特殊，越要以身作则，红色家风从来不是特权的通行证，而是为民服务的“紧箍咒”。

1949年3月，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，当时全国解放已经胜利在望，党中央即将动身前往北京，毛泽东同志把这次进京称为“赶考”，他严肃告诫全党：“我们绝不当李自成。”正是在这次会议上，他提出了影响全党七十余年的“两个务必”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、谨慎、不骄、不躁的作风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。
这份在煤油灯下写就的“赶考承诺书”，至今仍有跨越时代的价值：西柏坡精神里戒骄戒躁的谦虚精神、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进取精神、依靠群众团结统一的民主精神，是我们应对所有挑战的底气来源。